司马迁
司马迁（前145年或前135年～不可考），字子长，生于龙门（西汉夏阳、即今陕西省韩城市，另说今山西省河津市），西汉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司马谈之子，任太史令，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太史公、历史之父。他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原名《太史公书》）。被公认为是中国史书的典范，该书记载了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到汉武帝元狩元年，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是“二十四史”之首，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作品影响
人物生平
成就
作品
出狱后，司马迁改任中书令，发愤撰写史书，亦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完成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史记》最初没有书名，司马迁将书稿给东方朔看过，东方朔佩服不已，将其命名为《太史公书》，后世称《太史公书》为《史记》。
“史记”原本乃各国史书的通称，司马迁的著述也正是参考战国时期各国史记所作。但后来因为《太史公书》的影响，大约在东汉时期，就已经成为此书专名。司马迁完成《史记》后，知道该书不被当世所容，故预先将副本存之名山，流传后世。
《史记》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郑樵称：“六经之后，唯有此作”。鲁迅称誉《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赵翼《廿二史札记》说：“司马迁参酌古今， 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 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志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编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
货殖思想
司马迁《货殖列传》的开篇，即引用老子的至治理想，而且全篇自始至终都被道家“顺应自然”、“无为而治”的自然主义思想所笼罩。
开篇所引《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接着是司马迁自己的话：“必用此为务，挽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这段引文省去了《老子道德经》原文中“小国寡人，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使人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几句，并补入了“至治之极”四个字，由此可见司马迁对《老子》这段话的重视，而紧接着引文而来的就是司马迁自己的观点——“必用此为务”。
在这里，司马迁表面上是引用老子的话，实际上是借老子之口说出了被他改造过和发展了的至治理想。他保留了道法自然的内核，有意识地剔除了反映原始社会“小国寡人”和奴隶社会“使民”如何的思想，体现了深得道家精髓的“与时迁移”思想(《史记太史公自序》)。
司马迁的这种至治理想，其核心是天道自然，要旨是人民的足欲。司马迁的至治理想堪与孔子“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礼记·礼运》)的大同理想相并论，区别在于后者重秩序安排，而前者重自然演进。王充在《论衡命禄》中引用“太史公曰”，进一步概括了司马迁的“天道自然观”思想。太史公曰：“富贵不违贫贱，贫贱不违富贵。”“夫富贵不欲为贫贱，贫贱自至；贫贱不求为富贵，富贵自得也。春夏囚死，秋冬王相，非能为之也；日朝出而暮入，非求之也，天道自然。”
天文成就
在两汉时期的星象家中，首先要提出司马迁。大家都知道司马迁是一个伟大的史学家，而不知他也是一位对天文星象精到造诣的专家。其实只要仔细读其《史记》的《天官书》、《律书》、《历书》，就可明白称他为天文星家专家决非虚誉。
像司马迁这样博大精深的文学大师，绝对不会自划范围，限制自己的知识体系和探索领域。古代的史官本来以星历之事为其本职之一，故精通星象之学也不足为奇。不过司马迁能用史学家的高赡远瞩的眼光，把星象学与历史问题结合起来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这可是其他星象家和史学家皆望尘莫及的高明之处。司马迁并没用星象学去占测具体的人事变异，而是用来总结历史规律，这不能不说是他对星系学的创造性应用。
司马迁继承父亲遗志遗业，完成《史记》及“推古天变”之任务，并明确表述为“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其结论表述在《天官书》中，即据春秋242年之间日食三十六、彗星三见等星象，联系点天子衰微、诸候力政、五伯代兴及到战国及秦汉之际的社会变乱动荡，而总结出天运三十年一小变，一百年一中变，五百年一大变，三大变为一纪，三纪而大备的“大数”，最后才认为“天人之际续备”。这是司马迁天文学之应用的最重要之范例，在整个星学历史上占有最高地位。
此外，司马迁又总结了战国以来的天文学的基本原则，表述如下（亦记载于《天官书》中）：“我仔细检查史书的记裁，考察历史上的事变，发现在100年之中，五星皆有逆行现象。五星在逆行时，往往变得特别明亮。日月的蚀食及其向南向北的运行，都有一定的速度和周期，这是星象学所要依据的最基本的数据。而星空中的紫宫星垣和东西南北四宫星宿及其所属的众多星辰，都是位置不变的，它们的大小程度和相互向的距离也是一定不变的，它们的分布排列象征着天上五官的位置。这是星象学中作为‘经’亦即不变的依据。而水、火、金、木、土星则是上天的五位辅住，它们的出现隐伏也有一定的时间和周期，但其运行速度快慢不均。这是天文学中的‘纬’亦即经紫变动的部分。把这些固定的和变动的两种星象结合起来，就可以预测人事的变化了。”
轶事典故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西汉景、武年间（时间不详），在黄河龙门的一个小康之家中，司马迁出生了。司马迁的祖父司马喜在汉文帝诏入栗米受爵位以实边卒的政策下，用四千石栗米换取了九等五大夫的爵位，因此全家得以免于徭役。
年幼的司马迁在父亲司马谈的指导下习字读书，十岁时已能阅读诵习古文《尚书》、《左传》、《国语》、《系本》等书。汉武帝建元年间，司马谈到京师长安任太史令一职，而司马迁则留在龙门老家，身体力行，持续着耕读放牧的生涯。
学游天下
稍稍年长之后，司马迁离开了龙门故乡，来到京城长安父亲的身边。此时司马迁已学有小成，司马谈便指示司马迁遍访河山去搜集遗闻古事，网罗放失旧闻。司马迁在二十岁时开始游历天下，他从京师长安出发东南行，出武关至宛。南下襄樊到江陵。渡江，溯沅水至湘西，然后折向东南到九疑。窥九疑后北上长沙，到汨罗屈原沉渊处凭吊，越洞庭，出长江，顺流东下。登庐山，观禹疏九江，展转到钱塘。上会稽，探禹穴。还吴游观春申君宫室。上姑苏，望五湖。之后，北上渡江，过淮阴，至临淄、曲阜，考察了齐鲁地区文化，观孔子留下的遗风，受困于鄱、薛、彭城，然后沿着秦汉之际风起云涌的历史人物故乡，楚汉相争的战场，经彭城，历沛、丰、砀、睢阳，至梁（今河南开封），回到长安时任太史令的父亲司马谈身边。
回朝为官
因为父亲司马谈的缘故，司马迁回京后得以仕为郎中。
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驰义侯授命平定西南夷，中郎将郭昌、卫广率八校尉之兵攻破且兰，平南夷。夜郎震恐，自请入朝称臣。汉军又诛邛君，杀笮侯，冉震恐，请臣置吏。随后汉武帝在西南夷设置武都、牂柯、越巂、沈黎、文山五郡。而此时正随汉武帝东行巡幸缑氏的司马迁在继唐蒙、司马相如、公孙弘之后，再次出使西南，被派往巴、蜀以南筹划新郡的建设。随后又抚定了邛、榨、昆明，在第二年回朝向武帝覆命。
父授遗命
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春天，汉武帝东巡渤海返回的路上在泰山举行封禅大典。作为参与制定封禅礼仪官员的司马谈却因病留滞在周南（今湖北）未能继续前行，更因此而心中愤懑以致病情加重。奉使西征的司马迁在完成任务后立即赶往泰山参加封禅大典，行到洛阳却见到了命垂旦夕的父亲。
弥留之际的司马谈对司马迁说：“我们的祖先是周朝的太史。远在上古虞舜夏禹时就取得过显赫的功名，主管天文工作。后来衰落了，难道要断送在我这裹吗？你继为太史，就可以接续我们祖先的事业了。如今天子继承汉朝千年一统的大业，到泰山封禅，而我不得从行，这是命中注定的啊！我死以后，你一定会做太史；做了太史，你千万不要忘记我要编写的论着啊。况且孝，是从侍奉双亲开始的，中间经过事奉君主，最终能够在社会上立足，扬名于后世，光耀父母，这是孝中最主要的。天下称颂周公，是说他能够歌颂周文王、武王的功德，宣扬周、召的遣风，使人懂得周太王、王季的思想以及公刘的功业，以使始祖后稷受到尊崇。周幽王、厉王以后，王道衰落，礼乐损坏，孔子研究、整理旧有的文献典籍，振兴被废弃了的王道和礼乐。整理《诗》、《书》，著作《春秋》，直到今天，学者们仍以此为法则。从鲁哀公获麟到现在四百多年了，其间由于诸侯兼并混战，史书丢散、记载中断。如今汉朝兴起，海内统一，贤明的君主，忠义的臣子的事迹，我作为太史而不予评论记载，中断了国家的历史文献，对此我感到十分不安，你可要记在心里啊！”司马迁低下头流着泪说：“小子虽然不聪敏，但是一定把父亲编纂历史的计划全部完成，不敢有丝毫的缺漏。”
私淑古今贤
因为在长安任职，又缝“汉之得人，于兹为盛”的汉武盛世，司马迁得以结识汇聚于长安的天下贤能之士。包括贾谊之孙贾嘉，公孙季功（或为公孙弘），樊哙之孙樊他广，平原君朱建之子，冯唐之子冯遂，田叔少子田仁，梁人壶遂，杜陵苏建等。然而，对司马迁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董仲舒与孔安国。
司马迁与上大夫壶遂讨论文学之时曾说过：“我听董生说：‘周朝王道衰败废弛，孔子担任鲁国司寇，诸侯害他，卿大夫阻挠他。孔子知道自己的意见不被采纳，政治主张无法实行，便褒贬评定二百四十二年间的是非，作为天下评判是非的标准，贬抑无道的天子，斥责为非的诸侯，声讨乱政的大夫，为使国家政事通达而已’”。而纵观《史记》可知董仲舒之公羊学对司马迁的影响主要为：其一，公羊家颂扬汤武革命，主张以有道伐无道，成为《史记》反暴政的思想基础；其二，公羊家尊王攘夷&主张大一统的思想，成为《史记》贯串全书的主要观念；其三，公羊家崇让、尚耻之义是《史记》褒贬历史人物的道德标准。因孔安国为孔子后人，家中有当世失逸的《古文尚书》十余篇，并兼通今古文学。故而司马迁亦尝就《古文尚书》问故于孔安国，学习古文经学的故训，以及别择古文资料的古文学，掌握考信历史的方法。而《古文尚书》作为整个古文学的核心，司马迁写上古三代史亦从中作了大量的引用。司马迁曾在《史记·孔子世家》给给予孔子“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高度赞扬。其亦吸收孔子学说和六艺经传的精华，效法孔子精神，继《春秋》作《史记》，完成一代大典。
讨论改历
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汉朝自建立以来已经102年了。汉室建立之初，诸事草创，大部分都沿袭了秦朝的制作。历法则采用了较为贴近的《颛顼历》。尽管如此，《颛顼历》对朔、晦的计算亦与实际情况相异。于是时任太史令的司马迁和大中大夫公孙卿以及壶遂等人向汉武帝进言说：“《颛顼历》已经不适合现·在的情况了，因该重新定制历法。”。而御史大夫儿宽恰好懂得经学，汉武帝便命令儿宽去与众博士商议修改历法等事情。并于同年，命令公孙卿、壶遂、司马迁、侍郎尊、大典星射姓等人讨论定制《汉历》。
遭受腐刑
汉武帝天汉二年（前99年），武帝想让李陵为出酒泉击匈奴右贤王的贰师将军李广利护送辎重。李陵谢绝，并自请步兵五千涉单于庭以寡击众，武帝赞赏李陵的勇气并答应了他。然而，李陵行至浚稽山时却遭遇匈奴单于之兵，路博德援兵不到，匈奴之兵却越聚越多，粮尽矢绝之后，李陵最终降敌。武帝愤怒，群臣皆声讨李陵的罪过，唯有司马迁说：“李陵侍奉亲人孝敬，与士人有信，一向怀着报国之心。他只领了五千步兵，吸引了匈奴全部的力量，杀敌一万多，虽然战败降敌，其功可以抵过，我看李陵并非真心降敌，他是活下来想找机会回报汉朝的。”然而，随着公孙敖迎李陵未功，谎报李陵为匈奴练兵以期反击汉朝之后，武帝族了李陵家，而司马迁也以“欲沮贰师，为陵游说”被定为诬罔罪名。诬罔之罪为大不敬之罪，按律当斩。
面对大辟之刑，慕义而死，虽名节可保，然书未成，名未立，这一死如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之死无异。想到文王拘于囚室而推演《周易》，仲尼困厄之时著作《春秋》，屈原放逐才赋有《离骚》，左丘失明乃有《国语》，孙膑遭膑脚之刑后修兵法，吕不韦被贬属地才有《吕氏春秋》传世，韩非被囚秦国，作《说难》和《孤愤》，《诗》三百篇，大概都是贤士圣人发泄愤懑而作。 终于，在那个“臧获婢妾犹能引决”的时代，司马迁毅然选择了以腐刑赎身死。至此，司马迁背负着父亲穷尽一生也未能完成的理想，面对极刑而无怯色。在坚忍与屈辱中，完成那个属于太史公的使命。
史记得传
司马迁有一个女儿嫁给杨敞。杨敞在汉昭帝刘弗陵时期，曾官至宰相。杨敞有两个儿子，也就是司马迁的女儿给杨家生的两个儿子，大儿子杨忠，小儿子杨恽。杨恽自幼聪颖好学，他的母亲把自己珍藏着的并且深爱着的《史记》，拿出来给他阅读。杨恽初读此书，便被书中的内容吸引住了，爱不释手，一字字、一篇篇，非常用心地把它读完。杨恽成年之后，还把它读了好几遍，每读一遍总是热泪盈眶，扼腕叹息。在汉宣帝的时候，杨恽被封为平通侯，这时候他看到当时朝政清明，想到他的外祖父司马迁这部巨著正是重见天日的时候，于是上书汉宣帝，把《史记》献了出来，从此天下人得以共读这部伟大的史著。
参考资料：
历史评价
汉代
汉代研究《史记》的名家，当推扬雄和班固，他们都肯定了司马迁的实录精神。
扬雄在《法言》一书中写道：“太史迁，曰实录”。 “子长多爱，爱奇也。” 杨雄是赞扬司马迁实录精神的第一人，他提出的实录与爱奇，为历人者所赞同，直到现在。
班固是汉代系统评论司马迁的第一人，《汉书》中有《司马迁传》。班固在赞语中说：“自刘向、杨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状况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说司马迁“不虚美、不隐恶”，可谓一语中的，世称其当，后人皆服。
司马迁的“实录”精神已成为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
唐代
唐代研究《史记》成就最大者当推散文大家韩愈、柳宗元。韩、柳肯定了《史记》一书的文学价值，奠定了司马迁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
韩愈十分推崇司马迁的文学才华, 他说：“汉朝人莫不能文，独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杨雄之为最。”他认为司马迁作品的风格是“雄深雅健”, 《史记》成为韩愈作文的样本。
柳宗元认为《史记》文章写得朴素凝炼、简洁利落，无枝蔓之疾；浑然天成、滴水不漏，增一字不容；遣词造句，煞费苦心，减一字不能。
宋元
宋人赞司马迁，其著名者为马存赞司马迁的壮游和郑樵赞司马迁的五体结构。
马存认为司马迁平生喜游，足迹不肯一日休。司马迁壮游不是一般的旅游，而是尽天下大观以助吾气，然后吐而为书。所以他的文章或为狂澜惊涛，奔放浩荡；或为洞庭之波，深沉含蓄；或春妆如浓，靡蔓绰约；或龙腾虎跃，千军万马。司马迁世家龙门，念神禹立大功；西使巴蜀，跨剑阁之鸟道；彷徨齐鲁，睹天子之遗风。所以，天地之间，万物之变，可惊可愕，可以娱心，使人忧，使人悲者，子长尽取为文章，因而子长的文章变化无穷。
南宋史学家郑樵认为：诸子百家，空言著书，历代实迹，无所纪系。而司马迁父子世司典籍，工于制作，上自黄帝，下迄秦汉，勒成一书，分为五体：本纪纪年，世家传代，表以正历，书以类事，传以蓍人。使百代而下，史家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易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书。可见郑樵对《史记》评价之高。
明清
金圣叹把《史记》作为“六才子书”之一，评论《史记》序赞九十多篇。他在评《水浒传》、《西厢记》中多次赞扬司马迁，发表了不少真知灼见。他说：“隐忍以就功名，为史公一生之心。”在评《屈原贾生列传》中说司马迁“借他二人生平，作我一片眼泪。”金圣叹可谓司马迁的知音。他对《史记》与小说关系的探讨独树一帜。“《水浒传》方法即从《史记》出来”，“《水浒传》一个人出来，分明是一篇列传。”清人张竹波更直言：“《金瓶梅》是一部《史记》。”可见《史记》对后世小说写作技巧的广泛影响。
钱谦益在《物斋有学集》中说：“司马氏以命世之才、旷代之识、高视千载，创立《史记》。”他认为司马迁创立的五体结构，成为历代史学家编史的样本，发凡起例之功“炳如日星矣”！
章学诚在史学理论名著《文史通义》中说：“夫史迁绝学，《春秋》之后一人而已。”他认为《史记》一书“范围千古、牢笼百家”，司马迁有卓见绝识之能，《史记》有发凡创例之功。由于司马迁有卓绝千古的识力和笔力，《史记》是“经纬乎天人之际”的一家之言，章学诚俨然比于后无来者。
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说：“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专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篇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司马迁的五体结构史学框架，一经创立，即为经典。纵观廿四史，无一例外。赵翼称为“史家之极则”，可谓精当之至。
近现代
梁启超认为：“史界太祖，端推司马迁”，“太史公诚史界之造物主也”。梁启超对《史记》评价颇高，认为《史记》实为中国通史之创始者，是一部博谨严著作。他认为：史记之列传，借人以明史；《史记》之行文，叙一人能将其面目活现；《史记》叙事，能剖析条理，缜密而清晰。因此他主张对于《史记》，“凡属学人，必须一读”。
鲁迅在《汉文学史纳要》一书中有专篇介绍司马迁。鲁迅认为：“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司马迁写文章“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因而《史记》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鲁迅的评价成为《史记》评论中的不朽名言。
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文中说：“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毛泽东对司马迁很佩服，认为“司马迁览潇湘，泛西湖，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
郭沫若特别赞赏司马迁的文学才华。他说：“司马迁这位史学大师实在值得我们夸耀，他的一部《史记》不啻是我们中国的一部古代的史诗，或者说它是一部历史小说集也可以。”1958年郭沫若在为司马祠题写的碑文中对司马迁有“文章旷代雄”、“功业追尼父”的赞语。由此可见，郭沫若认为《史记》的文学成就是极高的。
翦伯赞认为司马迁是中国历史学的开山祖师，《史记》是一部以社会为中心的历史。他说：“中国的历史学之成为一种独立的学问，是从西汉起，这种学问之开山祖师是大史学家司马迁。《史记》是中国历史学出发点上一座不朽的纪念碑。”他还说：“《史记》虽系纪传体，却是一部以社会为中心的历史。”司马迁“几乎注意到历史上社会之每一个阶层，每一个角落，每一方面的动态，而皆予以具体生动的描写。所以我以为，《史记》是中国第一部大规模的社会史”。
郑振铎认为：自司马迁以来，便视历史为时代的百科全书，所以司马迁取的材料，范围极广，自政治以至经济，自战争以至学术，无不包括在内，其所网络的范围是极其广大的。所谓“文学史”也常常被网络在这个无所不包的“时代的百科全书”之中。
杜鹏程在《韩城市志》序中说：“韩城素称文史之乡，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世界历史文化名人司马迁的故里，一向文化较为发达。……历朝各代，名人辈出，其中以西汉时期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司马迁最为著名，其宏伟巨著《史记》闻名中外，影响深远。”
师哲说：“1940年3月，我从苏联回到延安后的第二天，周恩来领我去见毛主席，他同我亲切握手之后，问我是哪里人，我回答韩城人。”毛主席说：“喔，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你和司马迁是同乡。”对此我惊诧，我想，毛主席领导全国人民抗日，领导全国人民翻身闹革命，昼夜操劳，日理万机，还不忘读《史记》，而且还能准确记住它的作者的籍贯，真了不起。”“司马迁刚直不阿，秉笔直书，所以封建统治阶级不喜欢他。1940年是人民的天下，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我们应该大张旗鼓地、理直气壮地宣传其人其书其精神，还历史以本来面目，给司马迁以应有的历史地位。像他这样对人类历史文化有贡献的，举世公认的人，历史文化名人，全国有几人？我们应该好好地读其书，学其人，弘扬其精神。”
介绍
司马迁（前145年或前135年－前86年），字子长，西汉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一说龙门（今山西河津）人。中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也是一位思想家。他撰写的《史记》被公认为是中国史书的典范，因此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太史公。他最大的贡献是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原名<太史公书>）。《史记》记载了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到汉武帝元狩元年，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完成的史学巨著《史记》，是“二十五史”之首，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他被后人称为“历史之父”。他的名著《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的史书，也是一部不朽的文学名著，被鲁迅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青少年时期的司马迁是在家乡度过的，10岁开始读古书，学习十分认真刻苦。20岁那年，司马迁从长安出发，到各地游历。后来，回到长安，作了郎中。他曾几次同汉武帝出外巡游，到过很多地方。35岁那年，汉武帝派他出使云南、四川、贵州等地。他了解到那里的一些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
其父司马谈为太史令（主持史书的编写工作，监管国家典籍，另外天文历法也是其职责，类似钦天监），司马谈学问渊博，曾“学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
在父亲司马谈死后，公元前108年（元封三年），司马迁接替其父做了太史令。公元前104年（太初元年），与天文学家唐都等人共订“太初历”。同年开始继承其父对《史记》的编纂。
公元前99年（天汉二年），李陵进攻匈奴，兵败投降，汉武帝大怒。司马迁为李陵辩护，触怒了汉武帝，获罪被捕，被判宫刑。“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报任安书》）为了完成父亲遗愿，司马迁含垢忍辱忍受“宫刑”。
公元前96年（太始元年），获赦出狱，做了中书令，掌握皇帝的文书机要。他发愤著书，全力写作《史记》，大约在他55岁那年，终于完成了全书的撰写和修改工作。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成就了《史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大事年表
幼年
公元前145年（汉景帝中元五年） 司马迁出生于龙门。
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建元元年） 6岁，在故乡读书。 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太史公自序》：“谈为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间。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
公元前136年（建元五年） 10岁，在故乡。 《太史公自序》：“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按：司马迁10岁左右，即在故乡过着半耕半读的生活。
公元前135年（建元六年） 11岁。
窦太后死，汉地区冲突罢绌老刑名百家之言，重新发动尊儒。一说司马迁出生于这一年。
公元前134年（汉武帝元光元年） 12岁。
是年董仲舒上“天人三策”。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司马迁时在夏阳耕读，时在长安求学。
青年
公元前127年（汉武帝元年朔二年） 19岁，从夏阳迁居长安。
汉武帝从主父偃建议迁民于茂陵。司马迁随家迁于京城。从孔安国学《尚书》，从董仲舒学《春秋》。孔安国为侍中。
公元前126年（元朔三年） 20岁，游历各地。
司马迁漫游江淮，到会稽，渡沅江、湘江，向北过汶水、泗水，于鲁地观礼，向南过薛（今山东滕县东南）、彭城，寻访楚汉相争遗迹传闻，经过大梁，而归长安，历时数年，为协助父亲著作史记做准备。
公元前124年（元朔五年） 22岁。
公孙弘为丞相，请为博士置弟子员五十人。司马迁得补博士弟子员。
公元前123年（元朔六年） 23岁，为郎中。
以考试成绩优异为郎中，即皇帝的侍卫官。
公元前122年（汉武帝元狩元年） 24岁，为郎中。
司马迁侍从武帝巡视至雍，祭祀五帝。获白麟。司马谈始修《太史公书》。
《史记》原计划记事止于此年。《太史公自序》：“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扣来司马迁修改下限述于太初末年。
公元前119年（元狩五年） 28岁，为郎中。
汉武帝游鼎湖，至甘泉（今陕西淳化县境内），司马迁以郎中身分侍从。
中年
公元前113年（汉武帝元鼎四年） 33岁，为郎中。
随汉武帝祭祀五帝到雍（今陕西凤翔县），到河东（今山西夏县东北）。
有司与太史公司马谈、祠官宽舒议祭祀后祠。始立后土祠于汾阴（今山西万荣县）。冬十月，“武帝自夏阳东幸汾阴”，司马适随武帝回夏阳故乡。
公元前112年（元鼎五年） 34岁，为郎中。
冬十月，司马迁以侍中身分侍从汉武帝巡行至西北的扶风、平凉、崆峒。
太史公谈、词官宽舒等向武帝建议立泰坛。太史公谈议泰 典礼。
公元前111年（元鼎六年） 35岁，为郎中将。
汉武帝与公卿、诸生议泰山禅。司马迁受命为郎中将以皇帝特使身份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到达邛（今四川西昌一带）、笮（今四川汉源一带）、昆明（今云南曲靖一带），安抚西南少数民族，设置五郡。
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元封元年） 36岁，为郎中。
汉武帝前入泰山封禅，太史公司马谈随行，至周南（今河南洛阳）而病危。司马迁自西南归，见父于周南。谈临终嘱司马迁继孔子而续《春秋》。
司马迁以郎中身分侍从汉武帝至泰山，又至海边，自碣石至辽西。又经北边、九原（今包头市西），五月回到甘泉。
公元前109年（元封二年） 37岁，为郎中。
春，司马迁随汉武帝到缑氏（今河南偃师），又到东莱。四月，黄河决口，司马迁从武帝至濮阳瓠子决口处，与群臣从官负薪塞黄河决口。
公元前108年（元封三年） 38岁，为太史令。
继父职为太史令。《太史公自序》：“太史公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绅石室金匮之书。”与朋友挚峻书信往还，勉励其抛弃隐居生活，立志于事业，从而立德、立言、立功。
公元前107年（元封四年） 39岁，为太史令。
冬十月，司马迁随汉武帝至雍，祭祀五帝。经回中道，批出萧关（今宁夏固原县东南），经涿鹿，从代地（今河北蔚县）而还，经河东回长安。
公元前106年（元封五年） 40岁，为太史令。
冬，司马迁随武帝至南郡盛唐（庐江），望祭虞舜于九嶷山，自寻阳（今湖北黄梅县西南）过长江，登庐山，北至琅琊（今山东诸城），增封泰山，沿海而行。
公元前105年（元封六年） 41岁，为太史令。
冬，司马迁随汉武帝行至回中（今陕西陇县西北）。三月，经夏阳至河东，祭于后土祠。
公元前104年（汉武帝太初元年） 42岁，为太史令。
司马迁与上大夫壶遂等制定《太初历》，汉武帝宣布废《颛顼历》，改用此历法。太初历对后代有极大影响。
冬十月司马迁随武帝祭泰山。
司马迁开始著述《史记》。
公元前103年（太初二年） 43岁，为太史令。
司马迁专心著述。
公元前100年（汉武帝开汉元年） 46岁，为太史令。
苏武出使匈奴被扣，武帝发兵讨伐匈奴。
李陵为将，请“自当一队”。
公元前99年（天汉二年） 47岁，为太史令。
三月，司马迁随汉武帝至河东，祭祀后土。
十一月，李陵战败被匈奴俘虏，司马迁因替李陵讲公道话，而被捕入狱，后被释放。
公元前98年（天汉三年） 48岁。
李陵被灭族。
司马迁为著作史记而忍辱苟活，自请宫刑。
《悲士不遇赋》约作于是年。
公元前97年（汉武帝天汉四年） 49岁，为中书令。
被赦出狱，任中书令。《汉书·司马迁传》：“迁既刑之后，为中书令，尊宠任职。”发愤著史记。
公元前93年（太始四年） 53岁，为中书令。
任安（少卿）此年四、五月间有信给司马迁。
公元前91年（汉武帝征和二年） 55岁，为中书令。
完成《史记》。《报任少卿书》说：“仆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改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
公元前90年（征和三年） 56岁。
司马迁约于公元前90年前后去世。死因不明。
一说司马迁死于公元前87年（汉武帝后元二年）， 又一说死于公元前86年（汉昭帝始元元年）。
《汉书·旧仪注》：“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陵降匈奴，故下迁蚕室，有怨言，下狱死。”郭沫若《关于司马迁的死》：“下狱死事，必世有流传，故卫宏、葛洪均笔之于书，谅不能无中生有，以歪曲史实”。
争议
出生时间
关于司马迁的生年，他本人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没有记述，班固《汉书·司马迁传》亦缺乏记载。后世研究者一说司马迁生于公元前145年（景帝中元五年），一说生于公元前135年（武帝建元六年），相差十岁。
公元前145年取自《太史公自序》的《正义》，唐代张守节注。《正义》注称：“太初元年，迁年四十二岁。”公元前104年（太初元年）往上推41年，则是公元前145年（景帝中元五年）。王国维、梁启超等主此说。公元前135年取自《太史公自序》的《索隐》，依据晋代张华《博物志》称“大夫司马迁，二十八岁古六月乙岁卯，石也”。也就是说，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元封三年），司马迁升为太史令，年28岁，由此上推27年，即公元前135年（武帝建元六年）应为司马迁生年。郭沫若等主此说。一般采用前说。
建元六年说
持“建元六年说”者，千方百计证明《博物志》是对的，而认为张守节的《正义》是错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博物志》该条所录的是汉代记籍簿，它记载着司马迁的姓名、年龄、居住地、官爵、拜官年月和俸禄等等。如此详细而真切，是录自汉代文书，其真实无疑。这是一种原始材料，其价值远超过一般史书。其二，司马迁《报任安书》中有一句话：“今仆不幸早失二亲。”如按《正义》所言司马迁生于公元前145年（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10年（元封元年）其父司马谈死时，司马迁应是36岁。按常理说，36岁死去父母说不上“早失二亲”。如按《博物志》所言，司马迁生于公元前135年（武帝建元六年），即26岁父死，说早失二亲尚说得过去。其三，司马迁《报任安书》作于公元前91年（征和二年），如果他生于公元前145年（景帝中元五年），这一年应是55岁，他做郎中是在20岁左右遨游各地回来后的事，那么，他应该说待罪辇毂下30余年了。司马迁不会连自己做过的事都记不清。只有晚生10年，即公元前135年（武帝建元六年），才符合其说。
景帝中元五年说
持“景帝中元五年说”者除依据张守节的《正义》外，还提出以下几个问题或论据。其一，王国维在《太史公行年考》中认为后人引用《博物志》所以年“二十八”应是年“三十八”之误。《正义》注称“太初元年”，司马迁“年四十二”是正确的。其二，根据《史记·游侠列传》所载公元前127年（武帝元朔二年），下令将各地豪强和资财三百万缗以上的富户迁往茂陵，郭解财产不多，也被强行迁徙，司马迁也见到郭解，他说：“吾观郭解状貌不及中人，言语不足采者。”若司马迁生于公元前135年（建元六年），当时年仅9岁，决不可能对人有如此深刻的观察和心理活动。如果按司马迁生于公元前145年（景帝中元五年），年龄为19岁，似更合适。其三，根据《汉书·儒林传》，司马迁曾向孔安国学习古文，然据《史记·孔子世家》和《资治通鉴》，孔安国在公元前127年（武帝元朔二年）为博士，当年司马迁年方9岁，一个9岁的孩子是不可能去太学向一个经学大师求教和商量问题的；如果生于公元前145年（景帝中元五年），此年19岁，似较合理。司马迁生平经历的争议很多，出生年代是争论最多的。
西南夷记
司马迁与西南夷：蜀地以南的西南夷地区包括今天的四川西部、贵州、云南等地区，这里在秦朝时设立郡县，司马错攻占的黔中郡就是今天的贵州地区。汉朝建立后，西南夷地区自立，其中黔中是夜郎国，在云南西部有滇国，滇国北部是邛都国，东部是昆明等地。汉朝建立近七十年，与西南夷没有建立联系，《史记》的太史公自序记载派司马迁出征西南夷，攻占昆明、邛、笮等地应该是汉与西南夷最早的交往。西南夷传也记载直到建元六年时才与夜郎国通使，攻占昆明的时间应该是在此之前，以后的记载中没有关于攻占昆明的记载，而元狩元年开始派使臣通身毒（印度）时被滇国阻挡，使臣都滞留昆明，可见当时司马迁攻占的昆明是汉朝的边境。前135年唐蒙出使夜郎，留下了著名的夜郎自大的典故，滇国也对汉使提出过同样的问题，这是两国长期与汉朝没有交往、封闭的原因。司马迁攻打昆明和邛的时间应该是在建元元年以前，因为他从西南回到中原时他的父亲被封为太史公参与封禅准备，在洛阳病重，临终让他从事历史写作。建元元年进行建明堂、封禅、改服色活动的失败，固然有窦太后反对儒术，也和太史公司马谈在洛阳病逝有重要关系。司马迁此后就再也没去西南地区，在唐蒙使夜郎后，汉武帝让他修建通夜郎的道路，耗费大，蜀人都反对，汉武帝派司马相如前往安抚蜀地。司马相如回报后，汉武帝询问他对西南夷内附的政策，司马相如建议招抚，因此被派往蜀地出使，担任中郎将，率领副使王然于、壶冲国、吕越人等前往招抚西南夷，司马相如这次招抚、开拓不费兵卒就取得重要成功，西南夷传记载总共设立了十余县，当时一郡也就数县，司马相如开拓的地区被设立都尉治理。由于班固对《史记》的删改，造成了后世误解历史，就像班固把司马迁的封禅书照搬到《汉书》中，只是把“太史公”窜改为“太史令司马谈”那样，其实司马谈没参加元封元年的封泰山，是司马迁参加了元封元年的封禅。司马谈在建元去世，他在对司马迁的遗嘱中也说了自己没能参加封禅是命运，怎么可能像班固写的参加元封元年的封禅。在司马迁平定昆明、邛回中原后，直到平定南越，汉朝才对西南夷用兵。派八校尉攻打，灭亡了头兰，设立牂牁郡，迫使夜郎朝见，元封二年派兵攻滇国，最终使滇国臣服，但是没有直接攻占夜郎和滇国，只是设郡封两国为王，也没能打通去身毒的道路。
出生地点
《太史公自序》云：“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此龙门在何处，历来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说在今陕西韩城市，一说在今山西河津县。
最早持“陕西韩城说”者是唐代的张守节，他在《史记》“正义”中说：龙门山在夏阳县（今韩城）。同时，韩城市嵬东乡徐村住有冯、同二姓，均自认为是太史公后裔。他们自称，原本为司马姓氏，因为司马迁受宫刑，后人为避祸，改了姓氏：在司马的“司”字左边加一竖，成为“同”字；在“马”字左边加两点，成为“冯”字，并列陕西韩城芝川镇司马迁庙为佐证。
韩城民间传说：司马迁因为李陵事件获罪后，其族人多改姓避祸。或将“司”加一撇改姓“同”；或将“马”加两点改姓“冯”。所以，芝川镇西塬上徐村同姓、冯姓的人，都是他的同族后裔。
持“山西河津说”者认为，自古以来，龙门（包括龙门山、禹门口）都记载在山西河津县。黄河自西北而东南出禹门口，急转弯由北而南流去，正是司马迁所说的“耕牧河山之阳”的地方。据悉此处曾有“汉太史司马故里”碑，只可惜此碑兴修水利时被毁之。而且那里仍有司马姓氏的居民。 司马迁的故里陕西韩城有两座司马迁祠，一处名“汉太史司马迁祠”，另一处名“汉太史遗祠”。两祠相隔3.5公里，均坐落在韩城历史名镇芝川镇附近。素有“文史之乡”美誉的韩城徐村，居住着许多姓同或姓冯的大家。两千年来他们遵奉“冯同一家”，“冯同不分”，“冯同不婚” 的遗训。每逢清明时节，他们便怀着虔诚敬佩之情，成群结队地来到“汉太史遗祠”，为司马迁祭祀扫墓。据说他们都是司马迁的后人。其中缘故，得从“李陵事件”说起。
司马迁因“李陵事件”惨受宫刑。为了完成先父的遗愿，为后人留下一部信史，他忍辱负重，在困厄潦倒之中发愤著书，终于完成了不朽的史学巨著《史记》。因《史记》对史实据实实录，在称赞汉武帝功德的同时，也斥责了汉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据说武帝取《孝景本纪》和《今上本纪》阅看，多见讥刺之语，“怒而削之”。后来宣帝时的博士褚少孙补注《史记》，取《封禅书》的内容补《今上本纪》(见陈寿《三国志·魏书·王肃传》）。东汉卫宏《汉旧仪》注：“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
司马迁有一位叫任安的好友，因“戾太子事件”被斩。狱吏在搜查其遗物时发现了一封司马迁写给任安的书信——《报任安书》。信中告诉任安，他之所以在蒙受奇耻大辱之后还顽强地活下来，就是为了完成《史记》的著述。汉武帝见信后大怒，加上一伙对司马迁极为不满的宠臣的谗言，司马迁遭受迫害，不久死去。
据传说，悲痛中的司马迁夫人（妻子柳倩娘、侍姬随清娱）为了保住《史记》副稿，免遭满门抄斩之祸，便让两个儿子司马临（字与仲）、司马观（字何求）身藏《史记》副稿，逃回故乡韩城。司马迁族人怕株连九族，连夜由族长司马厚召集主事人共同商议，决定改姓和迁居。长门在“马”字旁加两点，改姓“冯”；次门在“司”字旁加一竖，改姓“同”。逃往荒无人烟的巍山老牛坡下，定村名为“续村”，表示“高门之续”；后又担心被官家识破，取同音字为“徐村”。“徐”、“续”同音，又有“余村双人”（或说仅余二人）寓意，暗指司马迁有两子，即长子司马临，次子司马观，以表明司马氏家族后继有人。司马迁父子都是西汉太史官，后裔逃匿“徐村”后，为祭祀祖宗司马迁，合族兴建了“汉太史遗祠”。如今，“汉太史遗祠”依然完好地保存在千年古村徐村之中。
从此，司马迁的后代便分别姓“冯”和“同”了。如今，每逢清明节，前往司马迁坟前拜祭的人群中，有不少便是姓“同”和姓“冯”的。据说，他们都是司马迁的后人。
家世
司马迁自称其先祖是颛顼时期的天官，《史记·太史公自序》记载“昔在颛顼，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周宣王时期，司马迁的祖上来到秦国。
他的直系八世祖先是战国中后期秦国著名的武将司马错。秦惠文王时期，司马错曾经在朝堂上与张仪辩论，辩论内容被收入《战国策·秦策》，后收入《古文观止》，名为《司马错论伐蜀》。辩论胜利后，秦惠文王派司马错等人出兵巴蜀，得胜而守之。
六世祖司马靳（司马错次孙）为名将武安君白起副手，参与长平之战，坑杀赵卒四十万人，司马错、司马靳等军事之功为秦国奠定了一统天下的军事基础。
高祖司马昌是秦始皇的铁官。曾祖司马无泽，在汉初作长安的一个“市长”（管理市场）。祖父司马喜，没有做官，而有第九等爵位，为五大夫。
司马迁的父亲是西汉武帝时期太史令司马谈。司马谈是当时一位非常杰出的学者，著有《论六家要旨》一文，系统总结了春秋战国秦至汉初以来阴阳、儒、墨、法、名、道各家思想的利弊得失，并对道家思想进行了高度肯定，该文是对春秋战国以来的诸子百家思想的高度概括和凝练总结。司马谈在约汉武帝建元六年至元封元年间任太史令。
公元前145年前后，司马迁出生于家乡夏阳（今陕西省韩城市），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上，司马迁说：“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 二十岁时，他从长安出发，足迹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地区，所到之处考察风俗，采集传说。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他）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夫子遗风，乡射邹峄；厄困蕃、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略邛、莋、昆明，还报命。” 二十五岁时，他又以使者监军的身份，出使西南夷，担负起在西南设郡的任务。足迹遍及“邛、莋、昆明”等地。
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司马谈去世，三年之后，司马迁承袭父职，任太史令，同时也继承父亲遗志（司马谈临终曾对司马迁说：“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准备撰写一部通史。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马迁与唐都、落下闳等共同定立了“太初历”，该历法改变了秦代使用的颛顼历以十月为岁首的习惯，而改以正月为岁首，从而，为中国的农耕社会奠定了其后两千年来所尊奉的历法基础。之后司马迁便潜心修史，专心写作，开始了《史记》的写作。
司马迁的著作，除《史记》外，《汉书·艺文志》还著录赋八篇，均已散失，唯《艺文类聚》卷30引征《悲士不遇赋》的片段和有名的《报任安书》（即《报任少卿书》）。《报任安书》表白了他为了完成自己的著述而决心忍辱含垢的痛苦心情，是研究司马迁生平思想的重要资料，也是一篇饱含感情的杰出散文。《悲士不遇赋》也是晚年的作品，抒发了作者受腐刑后和不甘于“没世无闻”的愤激情绪。
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
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
商君者，卫之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孙氏，其祖本姬姓也。鞅少好刑名之学，事魏相公叔痤为中庶子。公叔痤知其贤，未及进。会痤病，魏惠王亲往问病，曰：“公叔病有如不可讳，将奈社稷何？”公叔曰：“痤之中庶子公孙鞅，年虽少，有奇才，愿王举国而听之。”王嘿然。王且去，痤屏人言曰：“王即不听用鞅，必杀之，无令出境。”王许诺而去。公叔痤召鞅谢曰：“今者王问可以为相者，我言若，王色不许我。我方先君后臣，因谓王即弗用鞅，当杀之。王许我。汝可疾去矣，且见禽。”鞅曰：“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杀臣乎？”卒不去。惠王既去，而谓左右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国听公孙鞅也，岂不悖哉！”
公叔既死，公孙鞅闻秦孝公下令国中求贤者，将修缪公之业，东复侵地，乃遂西入秦，因孝公宠臣景监以求见孝公。孝公既见卫鞅，语事良久，孝公时时睡，弗听。罢而孝公怒景监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监以让卫鞅。卫鞅曰：“吾说公以帝道，其志不开悟矣。”后五日，复求见鞅。鞅复见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罢而孝公复让景监，景监亦让鞅。鞅曰：“吾说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请复见鞅。”鞅复见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罢而去。孝公谓景监曰：“汝客善，可与语矣。”鞅曰：“吾说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诚复见我，我知之矣。”
卫鞅复见孝公。公与语，不自知厀之前于席也。语数日不厌。景监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欢甚也。”鞅曰：“吾说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远，吾不能待。且贤君者，各及其身显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数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彊国之术说君，君大说之耳。然亦难以比德于殷、周矣。”
孝公既用卫鞅，鞅欲变法，恐天下议己。卫鞅曰：“疑行无名，疑事无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非於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敖於民。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见於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谋於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彊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孝公曰：“善。”甘龙曰：“不然。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劳而成功；缘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之。”卫鞅曰：“龙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於故俗，学者溺於所闻。以此两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与论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杜挚曰：“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卫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孝公曰：“善。”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
令行於民期年，秦民之国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於是太子犯法。卫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将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明日，秦人皆趋令。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於公战，怯於私斗，乡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者，卫鞅曰“此皆乱化之民也”，尽迁之於边城。其后民莫敢议令。於是以鞅为大良造。将兵围魏安邑，降之。居三年，作为筑冀阙宫庭於咸阳，秦自雍徙都之。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而集小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平斗桶权衡丈尺。行之四年，公子虔复犯约，劓之。居五年，秦人富强，天子致胙於孝公，诸侯毕贺。
其明年，齐败魏兵於马陵，虏其太子申，杀将军庞涓。其明年，卫鞅说孝公曰：“秦之与魏，譬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居领阨之西，都安邑，与秦界河而独擅山东之利。利则西侵秦，病则东收地。今以君之贤圣，国赖以盛。而魏往年大破於齐，诸侯畔之，可因此时伐魏。魏不支秦，必东徙。东徙，秦据河山之固，东乡以制诸侯，此帝王之业也。”孝公以为然，使卫鞅将而伐魏。魏使公子昂将而击之。军既相距，卫鞅遗魏将公子昂书曰：“吾始与公子驩，今俱为两国将，不忍相攻，可与公子面相见，盟，乐饮而罢兵，以安秦魏。”魏公子昂以为然。会盟已，饮，而卫鞅伏甲士而袭虏魏公子昂，因攻其军，尽破之以归秦。魏惠王兵数破於齐秦，国内空，日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献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魏惠王曰：“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卫鞅既破魏还，秦封之於、商十五邑，号为商君。
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贵戚多怨望者。赵良见商君。商君曰：“鞅之得见也，从孟兰皋，今鞅请得交，可乎？”赵良曰：“仆弗敢愿也。孔丘有言曰：‘推贤而戴者进，聚不肖而王者退。’仆不肖，故不敢受命。仆闻之曰：‘非其位而居之曰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贪名。’仆听君之义，则恐仆贪位贪名也。故不敢闻命。”商君曰：“子不说吾治秦与？”赵良曰：“反听之谓聪，内视之谓明，自胜之谓强。虞舜有言曰：‘自卑也尚矣。’君不若道虞舜之道，无为问仆矣。”商君曰：“始秦戎翟之教，父子无别，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为其男女之别，大筑冀阙，营如鲁卫矣。子观我治秦也，孰与五羖大夫贤？”赵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掖；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武王谔谔以昌，殷纣墨墨以亡。君若不非武王乎，则仆请终日正言而无诛，可乎？”商君曰：“语有之矣，貌言华也，至言实也，苦言药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终日正言，鞅之药也。鞅将事子，子又何辞焉！”赵良曰：“夫五羖大夫，荆之鄙人也。闻秦缪公之贤而愿望见，行而无资，自粥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缪公知之，举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国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东伐郑，三置晋国之君，一救荆国之祸。发教封内，而巴人致贡；施德诸侯，而八戎来服。由余闻之，款关请见。五羖大夫之相秦也，劳不坐乘，暑不张盖，行於国中，不从车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库，德行施於后世。五羖大夫死，秦国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谣，舂者不相杵。此五羖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见秦王也，因嬖人景监以为主，非所以为名也。相秦不以百姓为事，而大筑冀阙，非所以为功也。刑黥太子之师傅，残伤民以骏刑，是积怨畜祸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效上也捷於令。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为教也。君又南面而称寡人，日绳秦之贵公子。诗曰：‘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何不遄死。’以诗观之，非所以为寿也。公子虔杜门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杀祝懽而黥公孙贾。诗曰：‘得人者兴，失人者崩。’此数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后车十数，从车载甲，多力而骈胁者为骖乘，持矛而操闟戟者旁车而趋。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书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尚将欲延年益寿乎？则何不归十五都，灌园於鄙，劝秦王显岩穴之士，养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将贪商於之富，宠秦国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宾客而不立朝，秦国之所以收君者，岂其微哉？亡可翘足而待。”商君弗从。
后五月而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发吏捕商君。商君亡至关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商君喟然叹曰：“嗟乎，为法之敝一至此哉！”去之魏。魏人怨其欺公子昂而破魏师，弗受。商君欲之他国。魏人曰：“商君，秦之贼。秦彊而贼入魏，弗归，不可。”遂内秦。商君既复入秦，走商邑，与其徒属发邑兵北出击郑。秦发兵攻商君，杀之於郑黾池。秦惠王车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灭商君之家。
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昂，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於秦，有以也夫！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识，明於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
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
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辞微，其志絜，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絜，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汙泥之中，蝉蜕於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
屈平既绌，其後秦欲伐齐，齐与楚从亲，惠王患之，乃令张仪详去秦，厚币委质事楚，曰：“秦甚憎齐，齐与楚从亲，楚诚能绝齐，秦原献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怀王贪而信张仪，遂绝齐，使使如秦受地。张仪诈之曰：“仪与王约六里，不闻六百里。”楚使怒去，归告怀王。怀王怒，大兴师伐秦。秦发兵击之，大破楚师於丹、淅，斩首八万，虏楚将屈匄，遂取楚之汉中地。怀王乃悉发国中兵以深入击秦，战於蓝田。魏闻之，袭楚至邓。楚兵惧，自秦归。而齐竟怒不救楚，楚大困。
明年，秦割汉中地与楚以和。楚王曰：“不原得地，原得张仪而甘心焉。”张仪闻，乃曰：“以一仪而当汉中地，臣请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币用事者臣靳尚，而设诡辩於怀王之宠姬郑袖。怀王竟听郑袖，复释去张仪。是时屈平既疏，不复在位，使於齐，顾反，谏怀王曰：“何不杀张仪？”怀王悔，追张仪不及。
其後诸侯共击楚，大破之，杀其将唐眛。
时秦昭王与楚婚，欲与怀王会。怀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国，不可信，不如毋行。”怀王稚子子兰劝王行：“柰何绝秦欢！”怀王卒行。入武关，秦伏兵绝其後，因留怀王，以求割地。怀王怒，不听。亡走赵，赵不内。复之秦，竟死於秦而归葬。
长子顷襄王立，以其弟子兰为令尹。楚人既咎子兰以劝怀王入秦而不反也。
屈平既嫉之，虽放流，睠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终无可柰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见怀王之终不悟也。人君无愚智贤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为，举贤以自佐，然亡国破家相随属，而圣君治国累世而不见者，其所谓忠者不忠，而所谓贤者不贤也。怀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内惑於郑袖，外欺於张仪，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兰。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祸也。易曰：“井泄不食，为我心恻，可以汲。王明，并受其福。”王之不明，岂足福哉！
令尹子兰闻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
屈原至於江滨，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欤？何故而至此？”屈原曰：“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曰：“夫圣人者，不凝滞於物而能与世推移。举世混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醨？何故怀瑾握瑜而自令见放为？”屈原曰：“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常流而葬乎江鱼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温蠖乎！”
乃作怀沙之赋。其辞曰：
陶陶孟夏兮，草木莽莽。伤怀永哀兮，汩徂南土。眴兮窈窈，孔静幽墨。冤结纡轸兮，离愍之长鞠；抚情效志兮，俯诎以自抑。
刓方以为圜兮，常度未替；易初本由兮，君子所鄙。章画职墨兮，前度未改；内直质重兮，大人所盛。巧匠不斫兮，孰察其揆正？玄文幽处兮，矇谓之不章；离娄微睇兮，瞽以为无明。变白而为黑兮，倒上以为下。凤皇在笯兮，鸡雉翔舞。同糅玉石兮，一而相量。夫党人之鄙妒兮，羌不知吾所臧。任重载盛兮，陷滞而不济；怀瑾握瑜兮，穷不得余所示。邑犬群吠兮，吠所怪也；诽骏疑桀兮，固庸态也。文质疏内兮，众不知吾之异采；材朴委积兮，莫知余之所有。重仁袭义兮，谨厚以为丰；重华不可牾兮，孰知余之从容！古固有不并兮，岂知其故也？汤禹久远兮，邈不可慕也。惩违改忿兮，抑心而自彊；离湣而不迁兮，原志之有象。进路北次兮，日昧昧其将暮；含忧虞哀兮，限之以大故。
乱曰：浩浩沅湘兮，分流汩兮。脩路幽拂兮，道远忽兮。曾唫恆悲兮，永叹慨兮。世既莫吾知兮，人心不可谓兮。怀情抱质兮，独无匹兮。伯乐既殁兮，骥将焉程兮？人生禀命兮，各有所错兮。定心广志，馀何畏惧兮？曾伤爰哀，永叹喟兮。世溷不吾知，心不可谓兮。知死不可让兮，原勿爱兮。明以告君子兮，吾将以为类兮。
於是怀石遂自汨罗以死。
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其後楚日以削，数十年竟为秦所灭。
自屈原沈汨罗後百有馀年，汉有贾生，为长沙王太傅，过湘水，投书以吊屈原。
贾生名谊，雒阳人也。年十八，以能诵诗属书闻於郡中。吴廷尉为河南守，闻其秀才，召置门下，甚幸爱。孝文皇帝初立，闻河南守吴公治平为天下第一，故与李斯同邑而常学事焉，乃徵为廷尉。廷尉乃言贾生年少，颇通诸子百家之书。文帝召以为博士。
是时贾生年二十馀，最为少。每诏令议下，诸老先生不能言，贾生尽为之对，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诸生於是乃以为能，不及也。孝文帝说之，超迁，一岁中至太中大夫。
贾生以为汉兴至孝文二十馀年，天下和洽，而固当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悉草具其事仪法，色尚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秦之法。孝文帝初即位，谦让未遑也。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国，其说皆自贾生发之。於是天子议以为贾生任公卿之位。绛、灌、东阳侯、冯敬之属尽害之，乃短贾生曰：“雒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於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议，乃以贾生为长沙王太傅。
贾生既辞往行，闻长沙卑湿，自以寿不得长，又以適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为赋以吊屈原。其辞曰：共承嘉惠兮，俟罪长沙。侧闻屈原兮，自沈汨罗。造讬湘流兮，敬吊先生。遭世罔极兮，乃陨厥身。呜呼哀哉，逢时不祥！鸾凤伏窜兮，鸱枭翱翔。阘茸尊显兮，谗谀得志；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世谓伯夷贪兮，谓盗跖廉；莫邪为顿兮，铅刀为銛。于嗟嚜嚜兮，生之无故！斡弃周鼎兮宝康瓠，腾驾罢牛兮骖蹇驴，骥垂两耳兮服盐车。章甫荐屦兮，渐不可久；嗟苦先生兮，独离此咎！
讯曰：已矣，国其莫我知，独堙郁兮其谁语？凤漂漂其高遰兮，夫固自缩而远去。袭九渊之神龙兮，沕深潜以自珍。弥融爚以隐处兮，夫岂从螘与蛭螾？所贵圣人之神德兮，远浊世而自藏。使骐骥可得系羁兮，岂云异夫犬羊！般纷纷其离此尤兮，亦夫子之辜也！瞝九州而相君兮，何必怀此都也？凤皇翔于千仞之上兮，览德军而下之；见细德之险兮，摇增翮逝而去之。彼寻常之汙渎兮，岂能容吞舟之鱼！横江湖之鳣鲟兮，固将制於蚁蝼。
贾生为长沙王太傅三年，有鸮飞入贾生舍，止于坐隅。楚人命鸮曰“服”。贾生既以適居长沙，长沙卑湿，自以为寿不得长，伤悼之，乃为赋以自广。其辞曰：
单阏之岁兮，四月孟夏，庚子日施兮，服集予舍，止于坐隅，貌甚间暇。异物来集兮，私怪其故，发书占之兮，筴言其度。曰“野鸟入处兮，主人将去”。请问于服兮：“予去何之？吉乎告我，凶言其菑。淹数之度兮，语予其期。”服乃叹息，举首奋翼，口不能言，请对以意。
万物变化兮，固无休息。斡流而迁兮，或推而还。形气转续兮，变化而嬗。沕穆无穷兮，胡可胜言！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忧喜聚门兮，吉凶同域。彼吴彊大兮，夫差以败；越栖会稽兮，句践霸世。斯游遂成兮，卒被五刑；傅说胥靡兮，乃相武丁。夫祸之与福兮，何异纠纆。命不可说兮，孰知其极？水激则旱兮，矢激则远。万物回薄兮，振荡相转。云蒸雨降兮，错缪相纷。大专槃物兮，坱轧无垠。天不可与虑兮，道不可与谋。迟数有命兮，恶识其时？
且夫天地为炉兮，造化为工；阴阳为炭兮，万物为铜。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则；千变万化兮，未始有极。忽然为人兮，何足控抟；化为异物兮，又何足患！小知自私兮，贱彼贵我；通人大观兮，物无不可。贪夫徇财兮，烈士徇名；夸者死权兮，品庶冯生。述迫之徒兮，或趋西东；大人不曲兮，亿变齐同。拘士系俗兮，羖如囚拘；至人遗物兮，独与道俱。众人或或兮，好恶积意；真人淡漠兮，独与道息。释知遗形兮，超然自丧；寥廓忽荒兮，与道翱翔。乘流则逝兮，得坻则止；纵躯委命兮，不私与己。其生若浮兮，其死若休；澹乎若深渊之静，氾乎若不系之舟。不以生故自宝兮，养空而浮；德人无累兮，知命不忧。细故粦兮，何足以疑！
後岁馀，贾生徵见。孝文帝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问鬼神之本。贾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状。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罢，曰：“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居顷之，拜贾生为梁怀王太傅。梁怀王，文帝之少子，爱，而好书，故令贾生傅之。
文帝复封淮南厉王子四人皆为列侯。贾生谏，以为患之兴自此起矣。贾生数上疏，言诸侯或连数郡，非古之制，可稍削之。文帝不听。
居数年，怀王骑，堕马而死，无後。贾生自伤为傅无状，哭泣岁馀，亦死。贾生之死时年三十三矣。及孝文崩，孝武皇帝立，举贾生之孙二人至郡守，而贾嘉最好学，世其家，与余通书。至孝昭时，列为九卿。
太史公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长沙，观屈原所自沈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读鵩鸟赋，同死生，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屈平行正，以事怀王。瑾瑜比洁，日月争光。忠而见放，谗者益章。赋骚见志，怀沙自伤。百年之後，空悲吊湘。
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义。”太史公曰：“天道恢恢，岂不大哉！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
淳于髡者，齐之赘婿也。长不满七尺，滑稽多辩，数使诸侯，未尝屈辱。齐威王之时喜隐，好为淫乐长夜之饮，沉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乱，诸侯并侵，国且危亡，在于旦暮，左右莫敢谏。淳于髡说之以隐曰：“国中有大鸟，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鸣，王知此鸟何也？”王曰：“此鸟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于是乃朝诸县令长七十二人，赏一人，诛一人，奋兵而出。诸侯振惊，皆还齐侵地。威行三十六年。语在《田完世家》中。
威王八年，楚人发兵加齐。齐王使淳于髡之赵请救兵，赍金百斤，车马十驷。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缨索绝。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笑岂有说乎？”髡曰：“今者臣从东方来，见道旁有禳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盂，祝曰：‘瓯窭满篝，污邪满车，五谷蕃熟，穰穰满家。’臣见其所持者狭而所欲者奢，故笑之。”于是齐威王乃益赍黄金千溢，白璧十双，车马百驷。髡辞而行，至赵。赵王与之精兵十万，革车千乘。楚闻之，夜引兵而去。
威王大悦，置酒后宫，召髡赐之酒。问曰：“先生能饮几何而醉？”对曰：“臣饮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饮一斗而醉，恶能饮一石哉！其说可得闻乎？”髡曰：“赐酒大王之前，执法在傍，御史在后，髡恐惧俯伏而饮，不过一斗径醉矣。若亲有严客，髡帣韝鞠跽，侍酒于前，时赐馀沥，奉觞上寿，数起，饮不过二斗径醉矣。若朋友交游，久不相见，卒然相覩，欢然道故，私情相语，饮可五六斗径醉矣。若乃州闾之会，男女杂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壶，相引为曹，握手无罚，目眙不禁，前有堕珥，后有遗簪，髡窃乐此，饮可八斗而醉二三。日暮酒阑，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错，杯盘狼藉，堂上烛灭，主人留髡而送客。罗襦襟解，微闻芗泽，当此之时，髡心最欢，能饮一石。故曰酒极则乱，乐极则悲，万事尽然。”言不可极，极之而衰，以讽谏焉。齐王曰：“善。”乃罢长夜之饮，以髡为诸侯主客。宗室置酒，髡尝在侧。
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再拜言，少卿足下：
曩者辱赐书，教以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意气勤勤恳恳。若望仆不相师，而用流俗人之言。仆非敢如是也。虽罢驽，亦尝侧闻长者遗风矣。顾自以为身残处秽，动而见尤，欲益反损，是以独郁悒而无谁语。谚曰：“谁为为之？孰令听之？”盖钟子期死，伯牙终身不复鼓琴。何则？士为知己者用，女为悦己者容。若仆大质已亏缺矣，虽才怀随和，行若由夷，终不可以为荣，适足以发笑而自点耳。
书辞宜答，会东从上来，又迫贱事，相见日浅，卒卒无须臾之间，得竭指意。今少卿抱不测之罪，涉旬月，迫季冬，仆又薄从上雍，恐卒然不可为讳，是仆终已不得舒愤懑以晓左右，则长逝者魂魄私恨无穷。请略陈固陋。阙然久不报，幸勿为过。
仆闻之：修身者，智之符也；爱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义之表也；耻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极也。士有此五者，然后可以托于世，列于君子之林矣。故祸莫憯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宫刑。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昔卫灵公与雍渠同载，孔子适陈；商鞅因景监见，赵良寒心；同子参乘，袁丝变色：自古而耻之！夫以中材之人，事有关于宦竖，莫不伤气，而况于慷慨之士乎！如今朝廷虽乏人，奈何令刀锯之余，荐天下之豪俊哉！仆赖先人绪业，得待罪辇毂下，二十余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纳忠效信，有奇策材力之誉，自结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遗补阙，招贤进能，显岩穴之士；外之，不能备行伍，攻城野战，有斩将搴旗之功；下之，不能积日累劳，取尊官厚禄，以为宗族交游光宠。四者无一遂，苟合取容，无所短长之效，可见于此矣。乡者，仆亦尝厕下大夫之列，陪外廷末议。不以此时引维纲，尽思虑，今已亏形为扫除之隶，在阘茸之中，乃欲仰首伸眉，论列是非，不亦轻朝廷、羞当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仆尚何言哉！尚何言哉！
且事本末未易明也。仆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奉薄伎，出入周卫之中。仆以为戴盆何以望天，故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而事乃有大谬不然者！
夫仆与李陵俱居门下，素非能相善也。趣舍异路，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余欢。然仆观其为人，自守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其素所蓄积也，仆以为有国士之风。夫人臣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赴公家之难，斯已奇矣。今举事一不当，而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孽其短，仆诚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践戎马之地，足历王庭，垂饵虎口，横挑强胡，仰亿万之师，与单于连战十有余日，所杀过当。虏救死扶伤不给，旃裘之君长咸震怖，乃悉征其左、右贤王，举引弓之民，一国共攻而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然陵一呼劳军，士无不起，躬自流涕，沬血饮泣，更张空弮，冒白刃，北首争死敌者。陵未没时，使有来报，汉公卿王侯皆奉觞上寿。后数日，陵败书闻，主上为之食不甘味，听朝不怡。大臣忧惧，不知所出。仆窃不自料其卑贱，见主上惨凄怛悼，诚欲效其款款之愚，以为李陵素与士大夫绝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虽古之名将，不能过也。身虽陷败，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于汉。事已无可奈何，其所摧败，功亦足以暴于天下矣。仆怀欲陈之，而未有路，适会召问，即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以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辞。未能尽明，明主不晓，以为仆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遂下于理。拳拳之忠，终不能自列。因为诬上，卒从吏议。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身非木石，独与法吏为伍，深幽囹圄之中，谁可告愬者！此真少卿所亲见，仆行事岂不然乎？李陵既生降，隤其家声，而仆又佴之蚕室，重为天下观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为俗人言也。
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之所轻也。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以异？而世又不与能死节者比，特以为智穷罪极，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树立使然也。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剔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肢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传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节不可不勉厉也。猛虎在深山，百兽震恐，及在槛阱之中，摇尾而求食，积威约之渐也。故士有画地为牢，势不可入；削木为吏，议不可对，定计于鲜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箠，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抢地，视徒隶则心惕息。何者？积威约之势也。及以至是，言不辱者，所谓强颜耳，曷足贵乎！且西伯，伯也，拘于羑里；李斯，相也，具于五刑；淮阴，王也，受械于陈；彭越、张敖，南面称孤，系狱抵罪；绛侯诛诸吕，权倾五伯，囚于请室；魏其，大将也，衣赭衣，关三木；季布为朱家钳奴；灌夫受辱于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将相，声闻邻国，及罪至罔加，不能引决自裁，在尘埃之中。古今一体，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势也；强弱，形也。审矣，何足怪乎？夫人不能早自裁绳墨之外，以稍陵迟，至于鞭箠之间，乃欲引节，斯不亦远乎！古人所以重施刑于大夫者，殆为此也。
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念父母，顾妻子，至激于义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今仆不幸，早失父母，无兄弟之亲，独身孤立，少卿视仆于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节，怯夫慕义，何处不勉焉！仆虽怯懦，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沉溺缧绁之辱哉！且夫臧获婢妾，犹能引决，况仆之不得已乎？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
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
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
且负下未易居，下流多谤议。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所笑，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身直为闺阁之臣，宁得自引深藏于岩穴邪？故且从俗浮沉，与时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乃教以推贤进士，无乃与仆私心剌谬乎？今虽欲自雕琢，曼辞以自饰，无益，于俗不信，适足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后是非乃定。书不能悉意，故略陈固陋。谨再拜。
行略定秦地。函谷关有兵守关，不得入。又闻沛公已破咸阳，项羽大怒，使当阳君等击关。项羽遂入，至于戏西。沛公军霸上，未得与项羽相见。沛公左司马曹无伤，使人言于项羽曰：“沛公欲王关中，使子婴为相，珍宝尽有之。”项羽大怒曰：“旦日飨士卒，为击破沛公军！”当是时，项羽兵四十万，在新丰鸿门；沛公兵十万，在霸上。范增说项羽曰：“沛公居山东时，贪于财货，好美姬。今入关，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气，皆为龙虎，成五采，此天子气也。急击勿失！”
楚左尹项伯者，项羽季父也，素善留侯张良。张良是时从沛公，项伯乃夜驰之沛公军，私见张良，具告以事，欲呼张良与俱去，曰：“毋从俱死也。”张良曰：“臣为韩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义，不可不语。”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惊，曰：“为之奈何？”张良曰：“谁为大王为此计者？”曰：“鲰生说我曰：‘距关，毋内诸侯，秦地可尽王也。’故听之。”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当项王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为之奈何？”张良曰：“请往谓项伯，言沛公不敢背项王也。”沛公曰：“君安与项伯有故？”张良曰：“秦时与臣游，项伯杀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来告良。”沛公曰：“孰与君少长？”良曰：“长于臣。”沛公曰：“君为我呼入，吾得兄事之。”张良出，要项伯。项伯即入见沛公。沛公奉卮酒为寿，约为婚姻，曰：“吾入关，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库，而待将军。所以遣将守关者，备他盗之出入与非常也。日夜望将军至，岂敢反乎！愿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项伯许诺，谓沛公曰：“旦日不可不蚤自来谢项王。”沛公曰：“诺。”于是项伯复夜去，至军中，具以沛公言报项王，因言曰：“沛公不先破关中，公岂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击之，不义也。不如因善遇之。”项王许诺。
沛公旦日从百余骑来见项王，至鸿门，谢曰：“臣与将军戮力而攻秦，将军战河北，臣战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关破秦，得复见将军于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将军与臣有郤。”项王曰：“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项王即日因留沛公与饮。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亚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范增数目项王，举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项王默然不应。范增起，出，召项庄，谓曰：“君王为人不忍。若入前为寿，寿毕，请以剑舞，因击沛公于坐，杀之。不者，若属皆且为所虏。”庄则入为寿。寿毕，曰：“君王与沛公饮，军中无以为乐，请以剑舞。”项王曰：“诺。”项庄拔剑起舞，项伯亦拔剑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庄不得击。
于是张良至军门见樊哙。樊哙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项庄拔剑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哙曰：“此迫矣！臣请入，与之同命。”哙即带剑拥盾入军门。交戟之卫士欲止不内，樊哙侧其盾以撞，卫士仆地，哙遂入，披帷西向立，瞋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眦尽裂。项王按剑而跽曰：“客何为者？”张良曰：“沛公之参乘樊哙者也。”项王曰：“壮士！赐之卮酒。”则与斗卮酒。哙拜谢，起，立而饮之。项王曰：“赐之彘肩。”则与一生彘肩。樊哙覆其盾于地，加彘肩上，拔剑切而啖之。项王曰：“壮士！能复饮乎？”樊哙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辞！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杀人如不能举，刑人如恐不胜，天下皆叛之。怀王与诸将约曰：‘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阳，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闭宫室，还军霸上，以待大王来。故遣将守关者，备他盗出入与非常也。劳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赏，而听细说，欲诛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续耳。窃为大王不取也！”项王未有以应，曰：“坐。”樊哙从良坐。坐须臾，沛公起如厕，因招樊哙出。
沛公已出，项王使都尉陈平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辞也，为之奈何？”樊哙曰：“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如今人方为刀俎，我为鱼肉，何辞为？”于是遂去。乃令张良留谢。良问曰：“大王来何操？”曰：“我持白璧一双，欲献项王，玉斗一双，欲与亚父。会其怒，不敢献。公为我献之。”张良曰：“谨诺。”当是时，项王军在鸿门下，沛公军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则置车骑，脱身独骑，与樊哙、夏侯婴、靳强、纪信等四人持剑盾步走，从郦山下，道芷阳间行。沛公谓张良曰：“从此道至吾军，不过二十里耳。度我至军中，公乃入。”
沛公已去，间至军中。张良入谢，曰：“沛公不胜杯杓，不能辞。谨使臣良奉白璧一双，再拜献大王足下，玉斗一双，再拜奉大将军足下。”项王曰：“沛公安在？”良曰：“闻大王有意督过之，脱身独去，已至军矣。”项王则受璧，置之坐上。亚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剑撞而破之，曰：“唉！竖子不足与谋。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属今为之虏矣！”
沛公至军，立诛杀曹无伤。
秦之围邯郸，赵使平原君求救，合从于楚，约与食客门下有勇力文武备具者二十人偕。平原君曰：“使文能取胜，则善矣。文不能取胜，则歃血于华屋之下，必得定从而还。士不外索，取于食客门下足矣。”得十九人，余无可取者，无以满二十人。门下有毛遂者，前，自赞于平原君曰：“遂闻君将合从于楚，约与食客门下二十人偕，不外索。今少一人，愿君即以遂备员而行矣。”平原君曰：“先生处胜之门下几年于此矣？”毛遂曰：“三年于此矣。”平原君曰：“夫贤士之处世也，譬若锥之处囊中，其末立见。今先生处胜之门下三年于此矣，左右未有所称诵，胜未有所闻，是先生无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请处囊中耳。使遂蚤得处囊中，乃颖脱而出，非特其末见而已。”平原君竟与毛遂偕。十九人相与目笑之而未废也。 毛遂比至楚，与十九人论议，十九人皆服。平原君与楚合从，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决。十九人谓毛遂曰：“先生上。”毛遂按剑历阶而上，谓平原君曰：“从之利害，两言而决耳。今日出而言从，日中不决，何也？”楚王谓平原君曰：“客何为者也？”平原君曰：“是胜之舍人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乃与而君言，汝何为者也！”毛遂按剑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国之众也。今十步之内，王不得恃楚国之众也，王之命悬于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闻汤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诸侯，岂其士卒众多哉，诚能据其势而奋其威。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万，此霸王之资也。以楚之强，天下弗能当。白起，小竖子耳，率数万之众，兴师以与楚战，一战而举鄢郢，再战而烧夷陵，三战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赵之所羞，而王弗知恶焉。合从者为楚，非为赵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诚若先生之言，谨奉社稷而以从。”毛遂曰：“从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谓楚王之左右曰：“取鸡狗马之血来。”毛遂奉铜盘而跪进之楚王曰：“王当歃血而定从，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从于殿上。毛遂左手持盘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与歃此血于堂下。公等录录，所谓因人成事者也。”
平原君已定从而归，归至于赵，曰：“胜不敢复相士。胜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数，自以为不失天下之士，今乃于毛先生而失之也。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赵重于九鼎大吕。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胜不敢复相士。”遂以为上客。
张廷尉释之者，堵阳人也，字季。有兄仲同居。以訾为骑郎，事孝文帝，十岁不得调，无所知名。释之曰：“久宦减仲之产，不遂。”欲自免归。中郎将袁盎知其贤，惜其去，乃请徙释之补谒者。释之既朝毕，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毋甚高论，令今可施行也。”於是释之言秦汉之间事，秦所以失而汉所以兴者久之。文帝称善，乃拜释之为谒者仆射。
释之从行，登虎圈。上问上林尉诸禽兽簿，十余问，尉左右视，尽不能对。虎圈啬夫从旁代尉对上所问禽兽簿甚悉，欲以观其能口对响应无穷者。文帝曰：“吏不当若是邪？尉无赖！”乃诏释之拜啬夫为上林令。释之久之前曰：“陛下以绛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长者也。”又复问：“东阳侯张相如何如人也？”上复曰：“长者。”释之曰：“夫绛侯、东阳侯称为长者，此两人言事曾不能出口，岂斅此啬夫谍谍利口捷给哉！且秦以任刀笔之吏，吏争以亟疾苛察相高，然其敝徒文具耳，无恻隐之实。以故不闻其过，陵夷而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陛下以啬夫口辩而超迁之，臣恐天下随风靡靡，争为口辩而无其实。且下之化上疾於景响，举错不可不审也。”文帝曰：“善。”乃止不拜啬夫。
上就车，召释之参乘，徐行，问释之秦之敝。具以质言。至宫，上拜释之为公车令。
顷之，太子与梁王共车入朝，不下司马门，於是释之追止太子、梁王无得入殿门。遂劾不下公门不敬，奏之。薄太后闻之，文帝免冠谢曰：“教儿子不谨。”薄太后乃使使承诏赦太子、梁王，然后得入。文帝由是奇释之，拜为中大夫。
顷之，至中郎将。从行至霸陵，居北临厕。是时慎夫人从，上指示慎夫人新丰道，曰：“此走邯郸道也。”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意惨凄悲怀，顾谓群臣曰：“嗟乎！以北山石为椁，用纻絮斫陈，蕠漆其间，岂可动哉！”左右皆曰：“善。”释之前进曰：“使其中有可欲者，虽锢南山犹有郄；使其中无可欲者，虽无石椁，又何戚焉！”文帝称善。其后拜释之为廷尉。
顷之，上行出中渭桥，有一人从穚下走出，乘舆马惊。於是使骑捕，属之廷尉。释之治问。曰：“县人来，闻跸，匿桥下。久之，以为行已过，即出，见乘舆车骑，即走耳。”廷尉奏当，一人犯跸，当罚金。文帝怒曰：“此人亲惊吾马，吾马赖柔和，令他马，固不败伤我乎？而廷尉乃当之罚金！”释之曰：“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时，上使立诛之则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倾而天下用法皆为轻重，民安所措其手足？唯陛下察之。”良久，上曰：“廷尉当是也。”
其后有人盗高庙坐前玉环，捕得，文帝怒，下廷尉治。释之案律盗宗庙服御物者为奏，奏当弃市。上大怒曰：“人之无道，乃盗先帝庙器，吾属廷尉者，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庙意也。”释之免冠顿首谢曰：“法如是足也。且罪等，然以逆顺为差。今盗宗庙器而族之，有如万分之一，假令愚民取长陵一抔土，陛下何以加其法乎？”久之，文帝与太后言之，乃许廷尉当。是时，中尉条侯周亚夫与梁相山都侯王恬开见释之持议平，乃结为亲友。张廷尉由此天下称之。
后文帝崩，景帝立，释之恐，称病。欲免去，惧大诛至；欲见谢，则未知何如。用王生计，卒见谢，景帝不过也。
王生者，善为黄老言，处士也。尝召居廷中，三公九卿尽会立，王生老人，曰“吾穇解”，顾谓张廷尉：“为我结穇！”释之跪而结之。既已，人或谓王生曰：“独柰何廷辱张廷尉，使跪结穇？”王生曰：“吾老且贱，自度终无益於张廷尉。张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辱廷尉，使跪结穇，欲以重之。”诸公闻之，贤王生而重张廷尉。
张廷尉事景帝岁余，为淮南王相，犹尚以前过也。久之，释之卒。其子曰张挚，字长公，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当世，故终身不仕。
冯唐者，其大父赵人。父徙代。汉兴徙安陵。唐以孝著，为中郎署长，事文帝。文帝辇过，问唐曰：“父老何自为郎？家安在？”唐具以实对。文帝曰：“吾居代时，吾尚食监高袪数为我言赵将李齐之贤，战於钜鹿下。今吾每饭，意未尝不在钜鹿也。父知之乎？”唐对曰：“尚不如廉颇、李牧之为将也。”上曰：“何以？”唐曰：“臣大父在赵时，为官将，善李牧。臣父故为代相，善赵将李齐，知其为人也。”上既闻廉颇、李牧为人，良说，而搏髀曰：“嗟乎！吾独不得廉颇、李牧时为吾将，吾岂忧匈奴哉！”唐曰：“主臣！陛下虽得廉颇、李牧，弗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让曰：“公柰何众辱我，独无间处乎？”唐谢曰：“鄙人不知忌讳。”
当是之时，匈奴新大入朝?，杀北地都尉卬。上以胡寇为意，乃卒复问唐曰：“公何以知吾不能用廉颇、李牧也？”唐对曰：“臣闻上古王者之遣将也，跪而推毂，曰阃以内者，寡人制之；阃以外者，将军制之。军功爵赏皆决於外，归而奏之。此非虚言也。臣大父言，李牧为赵将居边，军市之租皆自用飨士，赏赐决於外，不从中扰也。委任而责成功，故李牧乃得尽其智能，遣选车千三百乘，彀骑万三千，百金之士十万，是以北逐单于，破东胡，灭澹林，西抑彊秦，南支韩、魏。当是之时，赵几霸。其后会赵王迁立，其母倡也。王迁立，乃用郭开谗，卒诛李牧，令颜聚代之。是以兵破士北，为秦所禽灭。今臣窃闻魏尚为云中守，其军市租尽以飨士卒，私养钱，五日一椎牛，飨宾客军吏舍人，是以匈奴远避，不近云中之塞。虏曾一入，尚率车骑击之，所杀其众。夫士卒尽家人子，起田中从军，安知尺籍伍符。终日力战，斩首捕虏，上功莫府，一言不相应，文吏以法绳之。其赏不行而吏奉法必用。臣愚，以为陛下法太明，赏太轻，罚太重。且云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虏差六级，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罚作之。由此言之，陛下虽得廉颇、李牧，弗能用也。臣诚愚，触忌讳，死罪死罪！”文帝说。是日令冯唐持节赦魏尚，复以为云中守，而拜唐为车骑都尉，主中尉及郡国车士。
七年，景帝立，以唐为楚相，免。武帝立，求贤良，举冯唐。唐时年九十余，不能复为官，乃以唐子冯遂为郎。遂字王孙，亦奇士，与余善。
太史公曰：张季之言长者，守法不阿意；冯公之论将率，有味哉！有味哉！语曰“不知其人，视其友”。二君之所称诵，可著廊庙。书曰“不偏不党，王道荡荡；不党不偏，王道便便”。张季、冯公近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