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新年来临,思乡的心情格外迫切,想到自己漂泊在外不禁潸然落泪。
年老了反而被贬谪他处居于人下,连春天也脚步匆匆走在我的前头。
在岭南早晚只能与猿猴相依作伴,或与江边杨柳共同领受风烟侵吹。
我已和被贬为长沙太傅的贾谊同遭遇,不知今后还要几年才能还乡?
注释
天畔:天边,指潘州南巴,即今广东茂名。
潸(shān)然:流泪的样子。
居人下:指官人,处于人家下面。
客:诗人自指。
岭:指五岭。作者时贬潘州南巴,过此岭。
长沙傅:指贾谊。曾受谗被贬为长沙王太傅,这里借以自喻。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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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代,长沙以南地域都很荒凉,潘州一带的艰苦而可想而知,诗人受冤被贬,从鱼肥水美的江南苏州迁至荒僻的潘州,委屈之心不言而喻。
“乡心新岁切,天畔独潸然”这两句是说新年已至,自己与亲人们相隔千里,思乡之心,自然更切。“乡心”,思乡之情;“新岁”,新年;每逢佳节倍思亲,诗人的思乡之情自然更加迫切难抑了。“天畔”,天边,这里指岭南;“潸然”,泪流的样子;独处异乡,又逢新年,思乡情切的诗人怎能不黯然神伤,老泪纵横呢?开篇的“切”和“独”,奠定全诗孤苦悲凄的情感基调。
“老至居人下,春归在客先”是由薛道衡“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化出,在前人单纯的思乡之情中,融入仕宦身世之感,扩大了容量,增强了情感的厚度。“老”、“居人下”是诗人自况;一个“至”字,满含年老失时的辛酸和仕途失意的悲愤:刚正到老,却落了个受人陷害、寄人篱下的下场!沉痛之情平淡道出反而更显沉痛;“客”,指诗人自己;“春归”,春回大地、回故乡,有拟人意;一个“先”字,既有羡慕:要是自己能像春天一样,早早回到故乡,那该多好啊!更有埋怨:我还在天涯漂泊,春天怎么就先行回归了呢?年老失意,春归己留,正是诗人“潸然”的原因。
“岭猿同旦暮,江柳共风烟”这两句描绘天畔荒山水乡节序风光。猿啼积淀着哀伤的诗歌意象。“岭猿”,岭南山间的猿猴;“旦暮”,从早到晚;“风烟”,晨风暮霭;“同”、“共”二字,写尽了诗人孤独无告、迷惘无依的凄苦情状:谪居异乡,只能同无情的动物为伍,只能与无感的植物结伴,岭猿声哀,江柳意迷,纵有万般心事,又何处得说?自身遭遇的凄苦,前途未卜的迷惘,全在景中。
“已似长沙傅,从今又几年?”这里借用贾谊的典故,洛阳才子贾谊,有济世匡国之志,脱颖初露,而为权贵宿老谗毁,疏放为长沙太傅。诗人这次遭贬,也是以功蒙过,怏怏哀怨,时有流露:“地远明君弃,天高酷吏欺”(《初贬南巴至鄱阳题李嘉祐江亭》)故引贾谊为同调,而有“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已似”之感。而自忤权门,担心滞此难返,不免生出“从今又几年”的忧虑。至此诗人引颈遥望长安,归心不已,步履迟迟的徘徊背影已如在眼前;似可听见深深的长吁短叹。
凡是写景抒情的诗,用字遣词总是十分讲究。或是一句写景,一句说情,或在一句中既写景又抒情,或是前联写景,后联写情。此诗伤感的成分较多,因此抒情语句较多。前两句是情,三句是景,四句有景有情,五六两句是即景生情,七八句又是抒情。其中 “新岁” 是景,“几年” 是情。无限离愁,跃然纸上。
诗的情感哀切深至,颔联意绪剀切,首尾感叹往复。唯颈联写景,淡密而不显焕,情致悱恻。全诗结体深沉,有“绪缠绵而不断,味涵咏而愈旨”(卢文昭语)的风致。就其风骨而言,则属大历家数,呈露顿衰之象。
参考资料:
刘长(zhǎng)卿(709—789),字文房,汉族,宣城(今属安徽)人,唐代诗人。后迁居洛阳,河间(今属河北)为其郡望。唐玄宗天宝年间进士。肃宗至德中官监察御史,苏州长洲县尉,代宗大历中任转运使判官,知淮西、鄂岳转运留后,又被诬再贬睦州司马。因刚而犯上,两度迁谪。德宗建中年间,官终随州刺史,世称刘随州。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子,大夫雍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于是论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