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剑门山高耸入云,险峻无比;我避乱到蜀,今日得以回京。
只见那如翠色屏风的山峰,高有千仞,那如红色屏障的石壁,全凭五位大力士开出路径。
灌木丛生,好似缠绕旌旗,时隐时现;白云有如飞仙,迎面拂拭着马来。
治理国家应该顺应时势,施行仁德之政,各位大臣,你们平定叛乱,建功立业,是国家的栋梁之才。
注释
幸蜀西至剑门:幸蜀:驾临四川。剑门,古县名,今四川省剑阁东北,因剑门山而得名。此诗是唐玄宗李隆基在安史之乱时长安收复后从四川回京时,行至剑门时所写。
銮舆:皇帝的车驾,此处是李隆基自指。出狩:皇帝到外地巡视称出狩。
五丁开:传说中蜀道是由五个大力士(五丁)开通的。
乘时:顺应时势。
勒铭才:建功立业的才能。西晋时张载作《剑阁铭》,晋世祖司马炎派人刻于石上。铭中有“兴时在德,险亦难恃”之语。▲
“剑阁横云峻,銮舆出狩回”二句,开篇扣题,力度千钧。剑阁天险,銮舆人主,铢两悉称。“峻”是剑门山主要的特征,其它如道路险曲等,都由“峻”字生出。诗中不去写山,只抓住山腰“横云”这一特定景观来写:在平原高不可及的层云,此刻只是层层低徊于剑门腰际,足见山高岭峻路险。“横”字,描绘出层云叠起,横截青峰,与峻伟山势,共同构成一种浩然雄劲的气势。经过首句先声夺人的渲染,出句交待皇舆返京,经行剑阁情事。《春秋》为尊者讳,天子逃窜,每称“出狩”,用来不免难堪。但“出狩”下紧缀一个“回”字,又很能显出玄宗心境的爽朗和愉悦。两句一景一事,领起下文。
颔联二句:“翠屏千仞合,丹嶂五丁开”,互文见意。“屏”,“嶂”均指山峰,“翠”、“丹”渲染山色之美,玄宗回京经过剑阁,虽已是十月初冬时分,但南国天气,正是枫叶流丹、青松积翠的好季节。山路萦绕,只见座座山峦,红绿纷呈,丹翠辉映。“千仞合”写道路险阻。皇舆经行,抬头看去,剑门七十二峰拥挤堆叠,壁立千仞,仿佛扇扇闭合的大门。山势最险处,“峭壁中断,两岩相嵌,形似剑门”,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关隘所在,山也因此得名,“五丁开”形象道路之险,其中流传一个神奇的传说:
秦惠王伐蜀不识道路,于是造五只石牛,置金牛尾下,扬言牛能屙金。蜀王负力信以为真,派五壮士拉牛回国,为秦开出通蜀的道路。
“灌木萦旗转,仙云拂马来”,落笔于事,事中见景。“灌木”句写道路之曲。太白诗“青泥何盘盘,百步九折萦岩峦”,足见弯道众多。仪仗左转右转,旌旗摇动,乘舆前行,反觉是路边的树木山石在转移倒退。“仙云”呼应首联“横云”,山中之云;远看阴浓层叠,等到拂马而来,却丝丝缕缕,轻灵洁白,使人看了,顿觉澄洁清爽,加上地势之高,如入仙境。
尾联“乘时方在德,嗟尔勒铭才”,是就剑阁石壁所勒张载铭文发议论,张氏在《剑阁铭》中明确提出,“兴实在德,险亦难恃”,并在文尾声明撰铭宗旨:“勒铭山阿,敢告梁益”,警告汉中和四川的不臣者,天命所钟,在德不在险。玄宗读罢铭文,深有同感。“乘时方在德”,“乘时”,是说眼前出现平叛的大好形势。他相信李唐王朝德在人间,也相信其子肃宗的仁智,祸患很快就会消除。当然,面对铭文,玄宗也不会忘记,他追求享受、滥用佞人,与这次动乱的发生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不免感叹自己昔日之非,不无悔恨。因此对张载的识见才华十分称赏:“嗟尔勒铭才”,“嗟”是赞叹之词。
此诗格调庄严,笔力扛鼎。虽作于乱中,不失盛唐气象。▲
《元和郡县图志》:普安郡即剑州,剑门就在剑州境内。玄宗车驾返京,经行剑阁,作有是诗,州刺史以为中兴盛事,勒石以示纪念。此诗境界开阔,基调高昂,也不似仓皇避乱时情景。可确定为公元757年(至德二载)回舆长安时所作。
唐玄宗李隆基(685年9月8日-762年5月3日),亦称唐明皇,公元685年出生在东都洛阳(今河南洛阳),712年至756年在位。前期注意拨乱反正,任用姚崇、宋璟等贤相,励精图治,他的开元盛世是唐朝的极盛之世,在位后期宠爱杨贵妃,怠慢朝政,宠信奸臣李林甫、杨国忠等,加上政策失误和重用安禄山等侫臣,导致了后来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为唐朝中衰埋下伏笔。756年李亨即位,尊其为太上皇。762年病逝。
天地果无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则孰为近?曰:有初为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而莫能去之。盖非不欲去之也,势不可也。势之来,其生人之初乎?不初,无以有封建。封建,非圣人意也。
彼其初与万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人不能搏噬,而且无毛羽,莫克自奉自卫。荀卿有言:“必将假物以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争,争而不已,必就其能断曲直者而听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众,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后畏,由是君长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为群,群之分,其争必大,大而后有兵有德。又有大者,众群之长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属。于是有诸侯之列,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诸侯之列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封。于是有方伯、连帅之类,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连帅之类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人,然后天下会于一。是故有里胥而后有县大夫,有县大夫而后有诸侯,有诸侯而后有方伯、连帅,有方伯、连帅而后有天子。自天子至于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
夫尧、舜、禹、汤之事远矣,及有周而甚详。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设五等,邦群后。布履星罗,四周于天下,轮运而辐集;合为朝觐会同,离为守臣扞城。然而降于夷王,害礼伤尊,下堂而迎觐者。历于宣王,挟中兴复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鲁侯之嗣。陵夷迄于幽、厉,王室东徙,而自列为诸侯。厥后问鼎之轻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诛苌弘者有之,天下乖戾,无君君之心。余以为周之丧久矣,徒建空名于公侯之上耳。得非诸侯之盛强,末大不掉之咎欤?遂判为十二,合为七国,威分于陪臣之邦,国殄于后封之秦,则周之败端,其在乎此矣。
秦有天下,裂都会而为之郡邑,废侯卫而为之守宰,据天下之雄图,都六合之上游,摄制四海,运于掌握之内,此其所以为得也。不数载而天下大坏,其有由矣:亟役万人,暴其威刑,竭其货贿,负锄梃谪戍之徒,圜视而合从,大呼而成群,时则有叛人而无叛吏,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杀守劫令而并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
汉有天下,矫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内而立宗子,封功臣。数年之间,奔命扶伤之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迟不救者三代。后乃谋臣献画,而离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国居半,时则有叛国而无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继汉而帝者,虽百代可知也。
唐兴,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为宜也。然犹桀猾时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于州而在于兵,时则有叛将而无叛州。州县之设,固不可革也。
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适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迁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
周之事迹,断可见矣:列侯骄盈,黩货事戎,大凡乱国多,理国寡,侯伯不得变其政,天子不得变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于制,不在于政,周事然也。
秦之事迹,亦断可见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万人侧目。失在于政,不在于制,秦事然也。
汉兴,天子之政行于郡,不行于国,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虽乱,不可变也,国人虽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后掩捕而迁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奸利浚财,怙势作威,大刻于民者,无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谓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汉知孟舒于田叔,得魏尚于冯唐,闻黄霸之明审,睹汲黯之简靖,拜之可也,复其位可也,卧而委之以辑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赏。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设使汉室尽城邑而侯王之,纵令其乱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术莫得而施,黄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谴而导之,拜受而退已违矣;下令而削之,缔交合从之谋周于同列,则相顾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则削其半,削其半,民犹瘁矣,曷若举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汉事然也。
今国家尽制郡邑,连置守宰,其不可变也固矣。善制兵,谨择守,则理平矣。
或者又曰:“夏、商、周、汉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谓知理者也。
魏之承汉也,封爵犹建;晋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闻延祚。今矫而变之,垂二百祀,大业弥固,何系于诸侯哉?
或者又以为:“殷、周,圣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当复议也。”是大不然。
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盖以诸侯归殷者三千焉,资以黜夏,汤不得而废;归周者八百焉,资以胜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为安,仍之以为俗,汤、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于己也,私其卫于子孙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尽臣畜于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
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后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继世而理;继世而理者,上果贤乎,下果不肖乎?则生人之理乱未可知也。将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视听,则又有世大夫世食禄邑,以尽其封略,圣贤生于其时,亦无以立于天下,封建者为之也。岂圣人之制使至于是乎?吾固曰:“非圣人之意也,势也。”